我的丈夫张灵甫
本文原载于《看历史(先锋国家历史)》2008年第1期,王玉龄口述,周逵整理,原题《我的丈夫张灵甫》。
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;一个是豪门深闺、绝色佳人。张灵甫和王玉龄,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,他们之间的故事却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。
2007年5月,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。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。
天下着些小雨,山路有些滑。我已经79岁了,爬上那个山坡,感到非常吃力。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,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,真是很难为他。
60年前的战役,我没有亲眼目睹,每每遇到电视、电影里有关的镜头,我总是一看再看。
别人告诉我,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,上面根本没有水。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,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。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,不能再打了,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,再接着打。
几十万人围着你,车轮战地打,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,坐守空山。粮食没有补给、弹药物资紧缺,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,不来救援。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。
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,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。每每听到这样的话,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。抗战60周年的时候,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。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,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。听到这些,我双眼泪如泉涌。
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。我对他们说,留一个位置给我吧。他们说,你还早咧。我说,放在那里等着吧,也快了。
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、告诉过他我爱他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,爱不爱的。他对我来说很普通、很平常。他战死以后,我一直很后悔,责备自己说,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,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。
六十年过去了,我已经79岁了。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,就是在他最痛苦、最绝望、最无依无靠的时候,我没有跟他在一起。
抗战期间,张灵甫南征北战,恶仗无数,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。
1925年,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,踏上北伐征程。三年后,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。也就在这一年,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,取名王玉龄。
1937年,七七事变爆发,为了躲避战火,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,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此时的另一个地方,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,参加著名的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。张灵甫以勇猛果断,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。嘉定作战的时候,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,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,抱着机枪跳出战壕,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,杀得日寇丢盔卸甲,抱头鼠窜。
1938年,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。是役,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,攀木挂树,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,老林恶水,配合正面部队进攻,飞夺张古山。而后日寇不甘失败,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,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。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,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,阵地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,反复拉锯。德安大捷之后,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,采访张灵甫等人,刊登在《中央日报》上,并编写话剧《德安大捷》,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,从此名震天下。
1939年3月,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。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,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,受了重伤。军医检查后说:“腿要锯掉!”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:“如果我昏迷了,你要阻止医生锯腿!”说完,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,厉声说:“谁锯我的腿,你就枪毙谁!”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。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。
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,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,屡立战功,被誉为“模范军人”、“常胜将军”、获得过“自由勋章”。
1945年,抗日战争胜利,这一年,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。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,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
抗战时期,携手张灵甫
1937年,七七事变爆发,为躲避战火,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,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,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。车厢里放满背包、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。全家早已乱作一团,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,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、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。女孩子们在一起,玩啊、笑啊、聊天啊。
进入中学读书后,为了躲避战火,不能再到教室上课。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。起初的时候,男孩、女孩们还很新鲜,觉得好像郊游一样。早上洗了脸、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,在大树下读书。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。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,满目疮痍,景象凄凉。炸断、炸飞的人体残肢,像手啊、腿啊,挂在电线杆上面,我们吓得大叫起来。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。不过所幸没有开花,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。
母亲告诉我,日本人欺负中国人,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、好退了。我听了是又气又怕,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。母亲反问道,你能做什么呢?什么都不会,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。
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。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,我都不知道,没听说过。
1945年,抗战胜利结束,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。
周末,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。在理发店,我们坐在椅子上,唧唧喳喳地说着话。
那天,他穿一身军装,带军帽。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。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,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。我心说,这个人真是讨厌,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,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,于是就瞪他一眼。
后来他对我讲,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,不然的话,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,我就没兴趣了。我说,你臭美。
不久后,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。饭桌上,我自顾自,只管吃菜吃饭。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,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?我伯母说她32岁。张处长就接过话,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,你们两个同年的,干一杯吧。
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。这一下,就冒掉了十岁。后来他告诉我,自己从脸到脖子,一直红到底。
张处长继续说,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,王太太你在长沙,老长沙了,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。我伯母讲,那当然,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。张处长说,你们家那么多小姐,也可以介绍嘛。我伯母讲,大的呢,都名花有主了;小的呢,年纪又都太小了。张处长讲,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,眼睛就朝我看。
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,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。于是我生气了,就把脸一板。
我对他一无所知。
他老是穿军服,像是个军人吧。我心里猜测。
伯母告诉我,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。可别人越是这么说,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、越不理他。而他呢,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,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。
那次以后,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,几乎每天都要来。刚刚开始,我看见他也不讲话,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。慢慢地,跟他熟了。英俊?我不觉得,就觉得看着还顺眼。
有时候,他给我讲故事。他告诉我,战争爆发前,他在北大读历史系。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、野史传奇,他如数家珍。他喜欢讲,我也喜欢听。
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,却从未讲过。
人家说他是跛子。一次战斗中,他负了伤。机关枪扫到了他,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。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,打完石膏后,那个脚就不能弯了。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,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、很累。
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,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,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,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。我只觉得他很可靠,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、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,所以对他很信赖。
很快,他就对我求婚了。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。一方面,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;另一方面,我的母亲守寡半生,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。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,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。
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?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?不,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,战争结束了。
尽管母亲反对,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。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,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,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,即刻前往南京报到。于是,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。因为时间紧迫,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,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。婚礼结束的当晚,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,一个上铺,一个下铺,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。
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飞抵重庆,国共双方开始会谈。10月10日,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,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。在南京,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。
短暂而快乐的时光
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,头上也有。
一次战斗中,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,流下一道弹痕。他说,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
结婚后不久,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,即刻前往南京报到。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。
他教我骑马。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,还不大会骑。他驾着马在前面跑,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,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。我吓得死叫,大喊:别跑那么快。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。
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。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。但是他会说:我讨了一个好老婆,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,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。他有时候讲些话,就会让我很感动。
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,我说我要跟他离婚。这可把他吓坏了,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,他宁可老死于山沟。他向我赔礼道歉,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,站得毕恭毕敬,向我敬礼、敬军礼。看到他这样,我是又好气又好笑,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,跟我敬什么礼啊,还不理他。他说你不原谅我,我手就不放下来。
他身边的人告诉我,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,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。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,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,地位自然非同一般。
抗战结束后,国共开始和谈。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,他不喜欢交际,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。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,好像解放了他一样。
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,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。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,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。放下电话,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。她不会想到,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。
最后一次见面
1946年8月,张灵甫接到命令,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。
走之前,我为他收拾行李。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,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。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,还告诉他,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,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。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,写了个条子给他。很平常的心,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,也没有觉得难过。
10月中下旬,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。
期间,他时常给我写信,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,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,花也要浇水了,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,其他什么也没说。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,设计我们家的花园。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种什么花,他都写给我。
在我面前,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、很了不起的事情,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,也没这种感受。
1947年的春天,我去前线看他。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。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,走路也很吃力。我说哎呀怎么得了,长得这么胖。他说忧愁就会瘦,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,闭着眼睛去找忧愁。你说我傻不傻,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。闭着眼睛找忧愁,忧愁没找到,结果我睡着了。
此刻的我并不知道,忧愁马上就要来了。来得太多,太快了。
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,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。
十天前,我们的儿子出生了。他打电话来,跟我说话。听得出他很高兴。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,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,还说我心地善,将来一定多子多孙。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。
此后,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。我在家坐月子,有人来看我的时候,卫士也跟进跟出。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。
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,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,很正常,没事。
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,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。
几个月后的一天,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,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。
我一下子就懵了。
杨参谋哭着告诉我,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。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,知道是撑不下去了,友军根本不来。最后没有办法了,一死难逃,打了电报给蒋介石,说他将决战到最后,以报国家,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。
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,求他带些人冲下去,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。并说:到了南京以后,你就在蒋介石面前,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。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,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。
灵甫说,回南京,看到我夫人,我就不想死了。
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,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,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,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,一定要顺着她。
“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,上报国家与领袖,下答部属与人民。老夫来京,未见痛极,望善侍之,幼子望养育之。玉龄吾妻,今永诀矣。灵甫绝笔。5月16日,孟良崮。”
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每一天,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,去坐一坐。
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,这一下天都塌了。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,连讲话也不会讲。
后来,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。到了总统府,我们坐在外面,等啊等,等了很久很久。一个秘书跑出来讲,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,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,就这样。
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,觉得很生气,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,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,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。
不过过了一会,我也觉得无所谓,其实没什么。
我从来没有怨过他,有人讲,你不要想念他,他连你都不顾了,就去死掉,这算什么,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,他要吃了这碗饭,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。
1973年,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,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。
一番周折之后,我见到了周恩来。周总理说: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,我是他的老师,没有争取他过来,错误在我。在总理面前,我泣不成声。
2005年,我和儿子来到上海,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。
他说他想请我吃饭,想见见我,怕我不会去,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。
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,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。历史的事情,我不会计较,也没办法去计较。你说你能恨谁啊,对不对,这个问题太大了吧。战争就是残酷的。
2007年4月,我去了孟良崮。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,放上了一束花环。
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,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,在最无依的时候,我没有跟他在一起,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,我是心里感慨很多。
我从来没有讲过,告诉过他我爱他,他死了以后,我一直后悔莫及的。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,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,不曾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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